Abstract ：

基于信息系统和营销渠道中企业间协作的相关研究,本文以任务和技术匹配(TTF)模型为基本逻辑,通过对539份问卷数据的统计分析,探讨了企业采用两种不同的网络交互策略对企业间协作以及合作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第一,虽然采用网络交互策略与合作伙伴沟通和互动有助于企业间协作,但是两种不同的交互策略对企业间协作的作用方式是不同的--IOS(inter-organizational system)赋能的交互策略更有助于促进企业间共同制定计划,而SM(social media)赋能的交互策略则更有助于促进企业间共同解决问题;第二,IOS和SM赋能的两种网络交互策略通过企业间协作的两种机制(共同制定计划和共同解决问题)能够提高企业间的合作绩效。最后,讨论了研究结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以及不足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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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F模型 跨组织信息系统 企业间协作 社会化媒体 网络交互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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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信息系统和营销渠道中企业间协作的相关研究,本文以任务和技术匹配(TTF)模型为基本逻辑,通过对539份问卷数据的统计分析,探讨了企业采用两种不同的网络交互策略对企业间协作以及合作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第一,虽然采用网络交互策略与合作伙伴沟通和互动有助于企业间协作,但是两种不同的交互策略对企业间协作的作用方式是不同的——IOS(inter-organizational system)赋能的交互策略更有助于促进企业间共同制定计划,而SM(social media)赋能的交互策略则更有助于促进企业间共同解决问题;第二,IOS和SM赋能的两种网络交互策略通过企业间协作的两种机制(共同制定计划和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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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F模型 跨组织信息系统 企业间协作 社会化媒体 网络交互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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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技术工具的能供性和企业间网络交互策略的相关研究为基础,分析企业间网络交互媒介——跨组织信息系统和社会化媒体的使用对企业间信息分享及双方合作绩效的影响,重点探讨企业的IT能力(包括IT设备能力和IT使用能力)对两种交互媒介的使用与信息分享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基于509份中国制造企业的调研数据,发现两种网络交互媒介的使用对企业间信息分享均有正向影响,信息分享对企业间合作绩效有正向影响.调节检验结果显示,IT设备能力能增强跨组织信息系统使用对信息分享的正向影响,而IT使用能力能增强社会化媒体使用对信息分享的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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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设备能力 IT使用能力 技术工具的能供性 网络交互媒介 信息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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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微博、微信等社会化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极大地释放了公众舆论表达,在积极推动民众参政议政的同时,有时也会成为传递政治"负能量"的新载体,给以往的执政理念与方式以及政治生态建设带来巨大挑战.在分析加强社会化媒体治理与政治生态建设的现实背景基础上,立足发现社会化媒体传播与政治生态运行增益的交集,从正向影响和逆向冲击两个维度对社会化媒体与政治生态相互作用的现实表征进行分析;具体探讨了社会化媒体治理与政治生态协同发展的阻力因素,并提出在协同理论的指导下建构社会化媒体治理与政治生态协同发展的具体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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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媒体 现实表征 协同发展 政治生态 治理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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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媒体是当前互联网舆情最重要的承载空间。文章以近年来的公共危机舆情事件为例,探讨目前社会化媒体舆情治理问题存在的认知窠臼和实践误区,将之概括为侍从型、管控型、博弈型三种问题模式。同时,在协同理论的基础上,试图构建社会化媒体舆情协同治理模式,为当前的公共危机网络舆情治理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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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媒体 网络舆情 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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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媒体是当前互联网舆情最重要的承栽空间.文章以近年来的公共危机舆情事件为例,探讨目前社会化媒体舆情治理问题存在的认知窠臼和实践误区,将之概括为侍从型、管控型、博弈型三种问题模式.同时,在协同理论的基础上,试图构建社会化媒体舆情协同治理模式,为当前的公共危机网络舆情治理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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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媒体 网络舆情 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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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发展进程来看，实现现代化是一个从物质现代化、制度现代化到人的现代化的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国一百多年来的现代化历程表明，实现物质现代化与制度现代化尚属容易，而要提高人的素质，改变人的观念，实现人的现代化则比较难。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必然要涉及到人的思想观念。这是对中国现代化经验的科学总结。如果没有强劲的文化支撑，没有借助传播实现的信息沟通，没有经由媒介素养形成的现代人格，中国现代化是难以实现或难以长久的。 本文以现代化理论、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传播学、社会心理学等相关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大力推进社会现代化的丰富实践，深入研究大众传播与人的现代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探索出一条适用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现人的现代化的路径并得出如下结论： 1）改造国民性思潮的历史评价。改造国民性思潮的出发点是挽救民族危亡。在这个过程中，近代资产阶级精英们巧妙地运用媒体引导国民重新认识自我、解放自我，开启了中国人从“臣民”向“国民”的历史转变。改造国民性思潮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探讨了国民性问题，经由报纸、杂志展开的批判封建文化至今尚具有绵延不绝的影响力。但是也应该看到，资产阶级学者在思想上的主观主义与片面性使改造国民性思潮中出现了一味抛弃传统文化、全盘接受西方思想的错误倾向。 2）积极协调文化在古今中外各个层面的关系。不同的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有着不同的结合方式。挖掘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经过媒体的宣传报道使其与现代社会相结合，是推动社会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离不开民族文化的再创造，更离不开借助大众传播实现的影响力扩散。但是，作为一种传导性的社会变迁，中国现代文化形态既不可能像西方现代文化那样“推陈出新”的自然形成，也不可能离开本国传统文化“无中生有”。中国的传统文化蕴含着精华与糟粕。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一直居于民族内核的主导地位，修养德性、仁爱和睦成为调剂人际关系的信条，家庭本位、家国合一是一贯的伦理主张；而中庸、专制、因循守旧等传统则不利于民主、科学和个体意识的觉醒。 3）以正确的指导思想引领意识形态。当前的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一方面，不断深化的改革开放必须在万众一心、群策群力的思想氛围中进行；另一方面，新旧体制的转轨、利益格局的调整、虚拟世界的庞杂都会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社会心态，乃至行为方式产生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包括社会化媒体在内的各级各类媒体能否做到摈弃商业化报道，弘扬主旋律，将民众的思想集中到关注民生、关爱自然、做好自己份内的事情，对于适应意识形态挑战，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4）以制度性创新来重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要解决当代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权力失效或权威危机的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制度性创新。到本世纪中叶实现人的现代化需要通过制度创新确立权力的限度，并由媒体实施有效的舆论监督，从而建立起相对自主的行政权力机制、适度有效的行政执法机制和制度化的行政权威机制。 5）以制度和教育两种手段调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当前解决环境问题的迫切性决定了我们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在环境污染分阶段出现的时候去分阶段解决，更不能用“回到从前”的方式回避现实。“形势比人强”。中国当前的环境问题具有压缩型、复合型特点，加之只争朝夕的现代化更让很多企业、个人，乃至部分领导干部有一种停不下来的冲动。新问题要有新方法。解决当前的环境问题必须做到两手抓，一方面用环保制度来规范人们的行为，维持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另一方面环保教育来改进人们的理念，改变“只动口不动手”的狭隘思维，增强生态危机意识。 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 1）中国现代化的核心是实现人的现代化。当前我国所进行的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更是一场影响深刻的社会革命，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具有现代思想观念、理性行为方式，并与现代生活方式相契合的人的积极参与。具有现代性的人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经济、政治、社会关系的实际组织者和具体实施者，对于社会整体发展中规划的制定、过程的实施、目标的达成均具有重要的作用，是“成功的先决条件”。 2）“一带一路”国家战略致力于人的解放。二十世纪以来，全球化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依然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科学判断。中国共产党人秉持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理论传统，将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以积极姿态融入世界经济大潮。当前，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客观形势，提出“一带一路”国家战略，致力于在沿线国家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这是在为世界各国走出金融危机阴霾贡献中国智慧，同时也是对“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相一致的积极回应。 3）人们的环保理念事关中国社会发展全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具体的技术问题，更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它挑战着中国社会的治理能力，更从方方面面影响着人本身、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法多种多样，国内外都有经验可供借鉴。但其根本还是出在人身上，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也离不开人。只有通过制度管人、教育化人，再辅之以经济和行政手段，才能切实将人们的环保意识、环保理念转化为现实的环保行动，走好“最后一公里”，促进传统工业文明向现代生态文明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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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 人的现代化 思想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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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络和移动端在大众社会普及，人际沟通交流方式发生巨变，传统的舆论引导和传播格局遭变革。近年来，基于Web2.0技术产生的“两微一端”，即微博、微信和客户端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以其良好的交互性、参与性、多元性、开放性及社群融合性而成为我国公民间意见交流和表达的新兴载体，用户量不断攀升，渗入各个领域、影响广而深，形成“人人都是麦克风”现象，使得“草根”群体在多种社交媒体渠道中发声，参与话题讨论和事件报道，扩大网民话语权、凝聚网民力量、推动网民意见公开化。然而，社会化媒体时代下热点舆情生成机制自发性强、易现“意见茧房”和非理性、情绪化特征显著等也增加了网络舆情危机发生的机率，不利于正向舆论引导。传统媒体权威地位遭受挑战，削弱其话语权，传统网络舆情格局受到冲击，致政府在舆论引导工作难度加大、挑战增多。 随着社会化媒体不断深入发展，政府被纳入了更为广阔的舆论裂变场域、在网络公共空间的回旋余地进一步收窄。面对如此崭新的媒介环境和舆情演变格局，陕西政府在网络舆情危机的引导和应对工作上问题丛生、力不从心。如何利用“互联网+”思维，“融媒介”技术，提升政府在社会化媒体时代应对网络舆情危机的能力，协调好政府、媒体、公众三大舆论场，充分发挥网络舆情正向的社会功能，成为现阶段我国政府日常工作领域中的重要内容。 本文立足于当今社会化媒体时代网络舆情传播实际情况，运用传播学、公共关系学、舆论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采用文献研究法与案例分析法，对社会化媒体时代陕西政府应对网络舆情危机的现状、存在问题及相应策略和建议做出系统深入的探讨和分析。 通过研究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社会化媒体高速发展，对我国舆论环境和舆论格局产生巨大影响，以政府和传统媒体主导信息垄断的舆论引导格局已经无法与社会化媒体时代崭新媒介生态环境及网络舆情传播态势和谐发展，网络舆情引导工作面临全新挑战；第二，我国目前处于改革攻坚期，各方利益矛盾冲突加剧，社会发展问题凸显，加之中国周边邻里关系紧张、国际局势复杂多变，西方国家借机丑化我国国际形象，甚至有意腐蚀国家意识形态、分裂国家完整等网络热点舆情事件，以技术进步为依托，借助两微一端、直播、VR、无人机拍摄等社会化媒体渠道迅速发酵、蔓延传播，在“群体自设新闻议程”背景下，如何在国际舞台上扩大影响力、传播力、公信力，在国内构建清朗的网络舆论环境、发挥网络舆论的正向力量，与实现全面构建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密切相连。第三，根据目前社会化媒体时代网络舆情危机演变规律、发展现状、政府在网络舆情引导工作暴露的问题等背景下，政府应该加快“互联网思维”融入步伐，亟需从构建良好政府、媒体、公众三大舆论场关系网出发，借助社会化媒体，多角度、全方位、高效率应对网络舆情危机和构建清朗的舆论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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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热点网络舆情事件 社会化媒体 网络舆情危机 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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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微博这种全新的社交网络平台在我国登录，作为一种新兴的网络媒体，很快便在我国的社交网络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了最具影响力的网络媒体之一。它高度“碎片化”的信息全面地渗透进了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而其同现代化都市高速生活节奏的适配性，更是为微博席卷全国，掀起了一股中国社会信息传播“微博热”的浪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现如今，任何人只需打开手机，轻触屏幕，就可轻松实现足不出户而知天下事的愿望。信息获取的时效性和便利性都大大得到了提升，由此，社会公众对于政府工作知情权的渴求不断提升，参与和监督政府各项行政工作的意识也大大强化，这对于各级政府部门及时公开政务信息、回应公众各项查询要求等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利用微博、微信等新的互联网媒体来发布信息，实现同公众零距离、零延时的互动沟通，就成为了一个必然的选择。在这一需求的推动下，大量政府机构纷纷入驻微博，政务微博如雨后春笋般快速成长了起来。2011年是我国政务微博的“元年”，自这一年以来，各级政府部门纷纷试水微博，试图将其政务微博账号打造成一个发布政务信息、获取民情民意、提供社会服务的多功能互联网媒体平台。 然而，政务微博账号的地区发展极不均衡，同一地区不同级别政府职能部门的政务微博账号，其更新速率和服务水平也参差不齐，如何度量政务微博账号的综合发展程度，某一微博账号的规模体量同其在网络中的传播影响力是否匹配，在整个政务微博体系中，它究竟处在怎样的一个位置上，本论文试就上述问题展开研究，进行初步探讨。 通过选取北京地区经新浪官方认证的政务微博为研究对象，应用多元统计学中的主成分分析法结合线性回归拟合的方法，求解北京地区政务微博规模指数及其传播影响力指数的协同发展度，发现在北京地区政务微博中，党政部门所开设的政务微博，其规模同传播影响力协同度较高，而公安系统不同政务微博之间的协同度差异较大。那些开设时间更长，经营状态良好的政务微博账号，其协同度较高，处于阶段性稳定状态，反之，开设时间较短，发展较不均衡的政务微博账号，协同度较低，正处于无序不稳定状态之下。微博账号的协同程度同其发展的时长及其经营的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 本论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对复杂系统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综合发展指数测算和协同学及协同度测算这三个研究领域内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和总结。 第二部分根据现有构建微博评价体系研究成果，结合所收集数据情况，对北京政务微博的发展规模现状及其传播影响力现状的综合评价体系进行构建。 第三部分应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北京政务微博的发展规模现状及其传播影响力现状的综合指数进行测算，选取其中不同规模程度的官方微博账号，绘制图表，具象化其规模及传播影响力之间的相关关系。 第四部分应用线性拟合的方式，对不同北京政务微博账号的发展规模现状及其传播影响力现状的协同程度进行拟合计算，试图寻找其中发展协同度较高的账号和极其不协同的账号，分析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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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 线性回归拟合 协同度 政务微博 主成分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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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2011－2014年社会化媒体与政治生态相关研究文献为对象，在阐释和社会化媒体与政治生态的基本内涵的基础上，归纳出社会化媒体影响政治生态的六大现实表征：话语权的争夺与回归、网络围观的显效与隐患、网络反腐的威力彰显与制度缺失、传统权力结构的挑战与转型、既往执政方式的潜在危机以及政务社交媒体的全面兴起；提出社会化媒体与政治生态的三大关系构想：政治生态建设为社会化媒体的蓬勃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社会化媒体从工具性与文化性两方面对政治生态系统发挥作用，以及社会化媒体与政治生态协同发展的基础在于“以人为本”；进而提出了社会化媒体与政治生态关系研究的未来方向与研究路径。

Keyword ：

社会化媒体 政治参与 政治生态 执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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