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展中国家，因煤炭生产和消费引发的环境保护问题日益突出。中国境内煤田和煤炭矿区的地质构造复杂，矿区生态环境脆弱，煤矿开采条件恶劣。煤炭资源开发所造成的地表塌陷、地下水破坏、环境污染、居民搬迁等问题已经形成严峻的治理挑战。在扩大煤炭资源开发的同时，国家若不适时推动生态补偿体系建设，矿区生态环境恶化的现象将难以从制度层面得以有效遏制。煤炭资源开发企业既是生态补偿体系重要的参与主体，又是生态补偿制度的管理对象。本研究以陕西省煤炭资源开发企业为对象，根据生态补偿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基于对中国煤炭资源开发企业所处环境和企业自身特征等因素的分析，识别企业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在生态补偿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处在论证、酝酿和探索实施阶段，为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制度，促进企业承担矿区环境保护责任、履行生态补偿义务提供经验证据。论文关注的问题包括：煤炭资源开发企业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包括哪些方面？影响煤炭资源开发企业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的因素包括哪些？这些因素影响参与意愿的机制如何？如何充分调动煤炭资源开发企业参与生态补偿的积极性，激励其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本研究在构建研究假设的基础上，面向陕西省境内煤炭资源开发企业收集研究数据，对煤炭资源开发企业的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本研究的创新点及贡献如下：首先，本研究通过理论分析，将参与意愿分为补偿关系建立意愿、征收标准接受意愿和保护责任履行意愿三个构面。其中，补偿关系建立意愿体现企业“钱由谁来花”的倾向性，征收标准接受意愿体现企业“钱花在哪、花多少钱”的倾向性，保护责任履行意愿则体现企业“事由谁来办”的倾向性。进而，分别将三个构面区分为不同维度，即将补偿关系建立意愿区分为直接补偿关系和间接补偿关系两种形式；将征收标准接受意愿区分为历史修复成本、现有破坏情况、未来生态风险三类征收标准；将保护责任履行意愿区分为政府主导市场参与型和企业主导社会参与型两种履责模式。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从五个方面的理论视角对煤炭资源开发企业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识别，归纳为生产经营因素，技术创新因素，生态环境因素，社会压力因素和规制主体因素，并提出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影响因素作用关系假设共15个。其次，本研究以陕西煤炭资源开发企业为对象，考察了企业在生态补偿中补偿关系建立意愿，并分析了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补偿关系建立意愿方面，企业建立直接生态补偿关系的意愿整体上略高于建立间接补偿关系的意愿，但其水平差异不具有显著的统计意义；在补偿关系建立意愿的影响因素方面，本研究发现，煤炭资源开发企业的规模和信息公开机制对其建立直接补偿关系意愿具有正向影响，政府规制能力对其建立直接补偿关系建立意愿具有负向影响。结合生态补偿实践，进一步印证了实证分析发现的代表性，揭示了煤炭资源开发企业生态补偿关系建立意愿的形成机理，丰富了相关理论。再次，本研究以陕西煤炭资源开发企业为对象，考察了企业在生态补偿中征收标准接受意愿，并分析了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征收标准接受意愿方面，企业对于将现有破坏情况作为征收标准的接受意愿高于以未来生态风险作为征收标准的接受意愿，企业对于以历史修复成本作为征收标准的接受意愿最低。上述三者的差异在统计意义上显著。在征收标准接受意愿的影响因素方面，本研究考察了企业接受较高征收标准的倾向性，发现其与企业盈利水平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同时，矿区生态脆弱性和公众信息完备性对企业接受更高征收标准的意愿具有正向影响。结合生态补偿实践，进一步印证了实证分析发现的代表性，揭示了煤炭资源开采企业征收标准接受意愿的形成机理，发现了新的现象和证据，丰富了相关理论。最后，本研究以陕西煤炭资源开发企业为对象，考察了企业在生态补偿中保护责任履行意愿，并分析了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保护责任履行意愿方面，企业对于以政府主导市场参与模式履责的意愿略高于以企业主导社会参与模式履责的意愿，但两者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差异。在企业保护责任履行意愿的影响因素方面，本研究发现，企业较高的技术工艺水平对其采用政府主导市场参与模式履行责任的意愿具有负向影响，企业投产时间、环境破坏程度和外部批评情况对企业采用政府主导市场参与模式履行责任的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结合生态补偿实践，进一步印证了实证分析发现的代表性，揭示了煤炭资源开发企业生态保护责任履行意愿存在差异的机理，丰富了相关理论。